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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街头的口号也随之转变。几年前，人们的诉求还集中在“给我们工作”“降低油价”等生计问题上；而这个冬天，口号变得尖锐且带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。“不要加沙，不要黎巴嫩，我的生命只献给伊朗”的呼声此起彼伏，直接对伊朗当局长期奉行的对外扩张战略提出质疑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在情绪最激烈的时刻，有民众提及了被尘封半个世纪的巴列维王朝相关称谓。这一现象被外界解读为对现有治理模式的深层失望，对执政者而言，没有什么比民众怀念被自己推翻的旧时代更令人胆寒的了。

　　1963年是伊朗现代史的分水岭。·礼萨·巴列维国王启动了著名的“白色革命”——之所以冠以“白色”，是因为国王希望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变革。在女性权益保障方面，巴列维政府的改革力度甚至超越了当时不少欧洲国家：1963年，伊朗女性正式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（对比来看，瑞士女性直到1971年才获得联邦选举权）；随后出台的《家庭保护法》废除了男性随意休妻的传统习俗，规定离婚必须经过法庭裁决，极大限制了一夫多妻制，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母亲对孩子的监护权——这在传统社会中是突破性的进步。

　　为打破这一困局，巴列维展现出惊人魄力：在“白色革命”全面铺开前，便下令将王室名下全部耕地分给农民；随后政府强制赎买地主的超额土地，分配给无地农民。统计显示，这场土地改革让全国约92%的农户拥有了自己的土地。为解决农村落后问题，巴列维还创新性地设立了“知识大军”“卫生大军”和“农业推广大军”：规定高中和大学毕业生若前往农村支教、行医，可折抵兵役。于是，成千上万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深入偏远村庄，不仅教会农民识字、为孩子接种疫苗，更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带入封闭乡村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城市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。巴列维希望建立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，推行工人分红制，规定工厂需将20%的净利润分给工人；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，鼓励工人持股。在石油美元的加持下，伊朗经济创造了奇迹——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，年均经济增长率连续十几年保持在15%以上。当时的伊朗不仅能自主生产汽车，还建立了完善的石化、钢铁和电子工业，人均寿命大幅提升，文盲率迅速下降，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曲线直指欧洲发达国家。

　　这种生存状态既不同于中国江南精耕细作、投入即有产出的水稻农业，也不同于蒙古草原纯粹的游牧生活，处于“定居农耕却极度不稳定”的尴尬中间态，类似中国古代的黄泛区或长城沿线的半农半牧区。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伊朗底层社会的容错率极低——对普通农民而言，任何社会动荡或政策失误都可能直接威胁全家性命，极度的不安全感深植于民族基因之中。因此，他们本能排斥激进变革，更倾向保守抱团的生存策略，不相信远在首都的国王描绘的美好蓝图，只信赖身边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保障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城市飞速发展引发剧烈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让农民手中的钱不断贬值；加上农业无利可图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出路。然而，当这些来自传统农村的年轻人站在德黑兰街头时，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冲击：他们看到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——一边是开跑车、穿超短裙、喝洋酒的西化精英，另一边是住在棚户区、遭受歧视、难以立足的自己。他们被贴上“乡巴佬”的标签，在劳动力市场处于最底层。在农村，即便贫穷仍有熟人社会的尊严；到了城市，却陷入彻底的孤独与羞辱。

　　更严重的是，为控制经济命脉，伊朗建立了独特的“基金会体系”——这些基金会名义上是慈善机构，实则是宗教领袖直接掌控的商业巨头，堪称“披着宗教外衣的巨型国企”。它们控制着伊朗经济半壁江山，涵盖石油、建筑、食品、软饮料等多个领域，且享有免税特权，不接受政府监管，仅对宗教领袖负责。这些机构利用特权挤压民营企业，普通商人无论经营多么成功，一旦规模扩大便会触及“教法天花板”，若不愿依附宗教权贵，生意便难以为继，最终导致严重的阶层固化与利益垄断。

　　历史告诉我们，国家的走向最终由认知均值决定。当精英试图强行将国家拽向大多数人无法理解、无法适应的高度时，连接两者的“绳子”终将断裂，反作用力会将国家重重摔回原点。那些超越时代的先行者，往往命运悲惨。伊朗的许多知识分子与自由派人士，看清了现代化方向，却跑得太快，脱离了民众。不愿沉默的他们，最终要为整个族群的认知短板买单——革命后的清洗中，最聪明的大脑、最热诚的心灵，要么流亡海外，要么倒在枪口下，这是先行者的悲歌。